重庆开埠是清光绪十六年(1890)三月三十一日，中英签订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，重庆开为商埠。次年三月一日，重庆海关成立，英人霍伯森担任重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，掌握海关行政和征收关税的大权并兼管港口事务。各国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，开辟租界，建立“国中之国”。重庆开埠以后，川江航运逐渐被外人控制。随着川江航运权的丧，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、公司，建立工厂，开采矿山，倾销商品，掠夺原料，输出资本。19世纪70年代以来，英国打通川江航道，迫使重庆开埠，进而以此为据点，控制四川及西南市场的野心日益强烈。重庆开埠是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西部腹地的一个大事件，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，其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。1876年9月13日。《中英烟台条约》正式签署。其中”通商事务“一节中规定：“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，查看川省英商事宜。轮船未抵重庆以前，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，开设行栈，俟轮船能上驶后，再行议办。”由此可见，英国通过《烟台条约》首先取得了“派员驻寓”重庆的权利。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(亦称“滇案”)。在1876年的中英烟台谈判中，英国就乘机提出开重庆为通商口岸，以此作为解决“滇案”的条件之一。对于这个十分露骨的与“滇案”毫不相干的侵略要求，连李鸿章都不敢答应，只能以“川江峡滩险阻，轮船万不能行”来搪塞。但英国并不善罢甘休，最后还是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《烟台条约》。英国虽然未能达到重庆开埠的目的，但是它取得了“驻寓”重庆，“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”的权利，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———“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”，在侵略和夺取重庆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正是根据这一条约，经过十余年的准备，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，英国冒险家立德乐特制了一艘适于川江航行的“固陵”号轮船，组成川江轮船公司，准备上驶重庆，并迫使清政府答应“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”，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了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。随后，身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，任命英国人好伯逊为重庆海关税务司。1891年3月1日，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重庆海关正式开关。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，标志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，英国终于实现了夺取重庆的目标。这一事件，成为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起点。矿产资源被掠夺，教会势力在渝不断扩张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。英商立德乐于1904年开办了“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”，与四川省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十六条，并经清政府批准，夺取了在江北厅开采煤铁矿50年的权利。华英公司凭借特权，大肆盗窃中国煤矿资源。公司洋员和洋奴又恃强为恶，激起当地绅商百姓的公愤。伴随政治、军事，经济侵略的是宗教文化侵略的加强。在19世纪，侵入四川的外国宗教以天主教为主，后来基督教等教会也纷纷前来重庆设堂传教，先后在重庆小什字、凉风垭、丛树碑等地，建立了真元堂、天主堂、若瑟堂等教堂，成为在川传教的主要据点。进入20世纪初年，英美宗教势力扩张很快，英国在川传教士猛增，到1909年，达163人，超过法国教士人数一倍多，跃居第一位。这些教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重庆的重要工具。“重庆真元堂、天主堂竟俨如官署”，它们掠夺土地房产，招揽“不法痞棍”，包揽词讼，勒索教案赔款兴办宗教教育，开办慈善机构，出版书籍报刊，以及收集情报，包庇走私，行凶惨杀，实行封建地租剥削等等。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，重庆和全川、全国一样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，终于酿成接连不断的教案。20世纪初，重庆又是天灾连连。1901年“春干夏旱，冰雹成灾”。1904年，重庆、夔州等地发生严重旱灾。1905年，重庆长江又上涨108尺，许多地方被淹，损失巨大，溺死千人以上。据海关关册记载，1905年重庆地区“饥寒之民日见其增，一切家常所需之物，其价无不加昂”。商务情况也十分不妙，相反典当业发展十分迅速。据巴县档案记载：1872年巴县有当铺五家，1885年为11家，到1910年则增至166家。典当业是以高利贷残酷剥削人民的金融组织。它的发展，标志着人民穷困，靠典当维生的人日多，社会经济凋敝日甚。封建剥削的加重，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。1904年，重庆为反清朝厘金局苛索，举行了全城罢市。后来又发展到拖欠捐银。1910年，巴县应纳新捐银1.96万两，但只交了5820两，拖欠1.378万两，连同拖欠的常捐银，共拖欠2.9745万两之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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